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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治共享 谱写基层社会治理新篇章——“十三五”期间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取得历史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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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十三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重要指示论述精神,推动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顶层设计空前加强 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遵循

全面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专门部署推进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依法厘清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联动机制。健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促进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有机衔接,实现一站式服务。实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素质。

首次总体部署完善城乡社区治理。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从健全体系、提升能力、补齐短板、强化保障等方面对各地社区治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形势下做好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系统谋划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2016年10月,民政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等联合印发《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统筹城乡角度对社区服务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50%,强调推进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智能化、多元化,提升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让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切身感受。

五年来,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党中央关于加强社区治理的决策部署,出台系列法规政策文件,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制度安排,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新模式。如,2017年,四川省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把横跨党政有关部门联合起来,探索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构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政策体系,出台全国首个《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和以社区发展治理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为本地社区治理提供了指南和遵循。

党建引领持续强化 为城乡社区治理铸魂聚力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建设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政治引领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长春市调研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为抓好新时期城市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五年来,各地坚持把加强党建引领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逐步构建以社区党建为核心,辐射各行业领域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例如,位于深圳市五区交会之处的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是很多来深旅客了解深圳的“第一扇窗”,辖区情况复杂、治理任务艰巨。2015年底,在民治街道党工委指导下,由北站社区党委牵头,统筹31个驻社区单位和33个党组织的社区党组织联席会成立,探索构建党建引领“社区+车站+学校+商圈”共治体系。通过不断强化社区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各类资源开展社区工作,“搭台唱戏”探索“大党建”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定制化”服务,受得各方面广泛好评。

政府依法担当作为 为城乡社区治理创设良好环境

明晰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边界、权责清单,着力推进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对于做好新时代的社区治理工作至关重要。五年来,各级政府切实履行法定职责,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服务设施、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保障,为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条件。

为巩固基层政权、加强基层基础,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民政部组织开展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各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乡镇(街道)下沉,为乡镇(街道)赋权增能减负,乡镇(街道)治理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根据抽样调查,有95.5%的乡镇建有一站式服务中心、91.5%制定了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98.5%建立了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97.5%建立了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为了深化“社区减负”,民政部会同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推进“社区万能章”治理。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并形成机制。

五年来,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党委领导、政府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改革创新的典型经验。例如,北京市成功探索出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创新模式。2018年3月,北京市出台《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制定实施加强党对街道乡镇工作的领导、倡导党员参与社区(村)建设、持续推进社区减负工作等14项举措,破解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2019年2月,北京市委社工委、市民政局、市委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向社区治理深化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18项社区治理工作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2020年10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意见》,推动工作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以更好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服务。

各地不断加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建成了一大批规模适度、功能完善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截至2020年9月,全国城乡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总数44.2万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513个,社区服务中心2.7万个,社区服务站31.8万个,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9.6万个。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为96.4%,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为83.7%。初步形成社区公共服务、志愿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衔接配套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各地政府部门着力加强社区服务队伍建设,研究制定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通过建立健全职业资格与薪酬待遇挂钩机制、社区工作者培训制度,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化水平。普遍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注册社区志愿者3741万人。初步构建了以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成员为骨干、以政府派驻社区力量为依托、以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为辅助的社区工作队伍。

社会协同共建共治 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温情服务

社区治理是一项多主体协同的系统工程,社会协同不可或缺。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搭建组织平台,发挥社区组织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水平。

五年来,各地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取得了显著进展,探索出许多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例如,广州市番禺区探索加强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人才、社区企业、社区基金“五社联动”共治生态圈建设,通过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打造社区“共同体”,推动社区治理从“被动组织模式”向“主动活跃模式”转变,让社区治理“活”起来。具体通过建立社区基金,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治理的捐赠体系,拓宽公益善款的多元筹措渠道,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基金“微创投”机制,通过公益项目运作的方式,拓展服务领域,推动社区基金与社区需求无缝对接,让社区治理温暖民心。通过“公益集市”等形式,解决社区居民的需求和难题,推动民间自助互助和社区问题自我消化。

协商参与渐成常态 为城乡社区治理供给持久动能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第一主体,推进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多元参与机制,深化议事协商。2019年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三五”时期,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渠道不断拓展。各地普遍以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为主要载体开展议事协商决策。85%的村建立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64%的社区建立协商议事委员会,35%的村每年召开村民会议,57%的村每年召开一次以上村民代表会议,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基本由村(居)民讨论决定。各级党委政府把城乡社区协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办法。根据参与主体的情况和协商的具体事项,探索建立村民理事会、村民议事会、村民决策听证会等协商议事形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协商活动。

五年来,各地在推进社区治理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社会动员,发动居民参与,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经验做法。例如,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在睦邻中心建设过程中注重信息公开和居民参与,发动居民成为睦邻中心的“规划师”和主人,而不再是“拎包入住”的客人,有效激发了居民对于睦邻中心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

法治建设全面加强 为城乡社区治理有序开展保驾护航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将社区各项事务纳入法治轨道,实现规范运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增强社区依法办事能力,进一步加快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建设步伐。近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对未来五年法治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十三五”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各地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或者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29个省份制定或者修订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资格。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将村委会任期由3年修改为5年后,22个省(区、市)完成了相应的配套法规修改工作。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统一届期,参选率达到90%以上。全国98%的村制订了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城市社区普遍制订了居民公约或居民自治章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充分体现。普遍实行村(居)务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逐步健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严惩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

数字技术广泛应用 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当前人类社会正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国社区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各地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城乡社区服务深度融合。民政部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全国80个城市开展国家信息惠民试点,指导96个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试点单位、44个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完成试点工作。推进“金民工程一期专项社会事务管理业务系统”建设任务,开发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委托编制《城乡社区信息化建设规范》《“互联网+社区”技术规范》。持续加强“村(居)委会统一赋码管理系统”运行维护,将管理系统纳入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集成。依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探索城乡社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路径。

五年来,各地结合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取得积极进展,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例。例如,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坚持党建引领、问题导向,以网格化和信息化为支撑,创新制度机制、深化流程再造,构建了一平台受理、一站式服务、一张网共治、一揽子解决的“平台指令、众人响应”的社会治理机制。通过搭建“群众公社”,整合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对群众诉求实行扎口管理。赋予街道考核评价、人事建议、综合管理、规划参与、决策建议等“五项权力”,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实行“多网合一”“一网共治”,形成“多元”共治合力。研发社会治理信息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实行平台实体化运行。推进“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工作模式,群众手持终端即可实现网上办、“码”上办、掌上办。

回顾“十三五”,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展望“十四五”,蓝图已绘就,未来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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