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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政】瞻仰陵园,聆听英烈故事,见证老区换新颜
在长征路上感受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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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进行了1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击溃国民党数百个团。其间,红军途径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月达到陕北,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8月下旬,记者随民政部“长征英烈纪念行”报道组赴江西赣州、贵州遵义采访。赣州是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五次“反围剿”和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主战场,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标志着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此后的四渡赤水让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80年过去了,青山流水依旧,一座座纪念馆、烈士陵园讲述着英雄们的故事,充满韵味的老街、现代化的高楼、鳞次栉比的街铺展现出老区的新颜新貌,而在老人抑或青年的动情讲述中,长征已经成为一种融入血液的精神。

  红军英雄今安在

  钟发镇的家在赣州兴国县长冈村,乡间的小路旁一栋3层灰色小楼。97岁的他是一位老红军,此刻,他戴着八角帽、穿着红军服,端坐厅堂,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有不少年头的毛主席像。

  1932年,13岁的钟发镇参加红军,当了卫生兵。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医院伤兵被疏散,他就被调到红五军团做宣传员。对于毛主席“大渡桥横铁索寒”这句诗,钟发镇感触很深。当时,他因为要照顾两位伤员,被部队落下了。到达泸定桥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粗铁环构成的铁索桥上稀疏地铺了些木板,晃个不停,脚下是湍急的河水,水声震耳欲聋。他抓住铁链、摸着木板趴下,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走过去!”

  没有这种“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长征是走不过去的。其实,宣传员比普通战士还要辛苦,过雪山时,部队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就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的地方留下来,给战士们鼓劲。

  长征结束后,钟发镇担任译电员随军西征甘肃,西安事变的电报就是他翻译出来,送给李先念的。1941年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他被敌人俘虏,后来脱险回家。

  “文革”期间,那10年战斗生涯成了钟发镇的人生污点,“被俘脱险”被解读成了“叛变革命”。1973年,他写信给曾担任西路军将领的徐向前,才恢复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钟发镇老人讲述往事时,他的重孙子围绕身边,有时瞪大眼睛听着,有时蹦蹦跳跳做鬼脸。现在,老人每月享受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定期定量补助3479元,医疗费用全报销,2009年建房时民政局先后拨款5.8万元。

  老人腿脚不好,行动多半靠轮椅,合影时家人推着他来到院子里。当年长征出发前,有个老乡送了他一双草鞋,但爬雪山太冷,他的脚趾全冻烂了,留下病根。那个老乡,他再没见过。兴国是著名的红军县、烈士县,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9.3万人,为国捐躯的5万多人,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官兵就有12038人。“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我的日子太好了。”

  王道金也是兴国人,长征中他跟随红军在贵州转战数月,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上世纪50年代末转业时,他选择了扎根遵义。

  101岁的他正端坐在遵义人民医院一间病房的沙发上,回忆着往事。从他胸前佩戴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你就知道,王道金的战斗经历伴随着我们的建国历史。

  1930年,15岁的王道金揣着母亲缝的一双布鞋参加了红军。1934年红军长征时,他已经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一名侦察排长。那年年底,红军迎来了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生死存亡之战——湘江战役。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他至今清楚记得战斗的激烈残酷,“因为侦察不太准,加上湘江水急浪大,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空中还有飞机轰炸,战斗相当惨烈。当时是寒冬腊月,战士们大多只穿着两件单衣,衣服湿了,冰冷刺骨……”在五昼夜的鏖战中,红军8万多人打得只剩下3万,王道金所在连队的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侦察排只剩下几个人。

  湘江战役的惨烈让广大红军指战员开始质疑王明军事路线,纷纷要求改换领导,直接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7日,红军到达遵义。此时,王道金成长为红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长,主要负责遵义会议的站岗放哨、保护中央首长的安全。“一月的遵义天寒地冻,我们在各个村附近的空地上,找点稻草或者苞谷秆一铺,就地睡了。会议召开的那几天,我们睡觉时也不脱衣服,一有情况立即拿起枪出发。”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转危为安。“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就像原来的样子,不知道会还要牺牲多少战友,革命还能不能成功?”

  过雪山,是王道金长征中最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只有两身单衣、两双布袜子、一双草鞋、一根木棍和几支辣椒。夹金山雪大风大,寒气逼人,雪面上反射的太阳光让人几乎睁不开眼,山风吹来如刀割一般。为了驱寒,他嚼辣椒,辣椒吃完了,寒冷开始侵入每个细胞,牙齿不听使唤地咯咯打颤。看到有人走不动了要休息,王道金就鼓励他、扶着继续走。他知道,一旦停下来,很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战斗需要勇猛与智慧,而雪山与草地,更考验一个人的耐力与意志力。

  后来,王道金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离休。因为身体不好,这几年他一直住在医院。院方为他准备了一个套间,在会客室的墙上,可以看到老人举着火炬跑步的照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遵义传递时,他是第一传手。

  走过了长征,经过了战争的洗礼,这些曾经青春少年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的眼睛里依旧满含信念与激情。正是这种精神,让红军从瑞金走到了延安,让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了富强,也让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加珍惜今天、为明天而奋斗。

  “我们应该给烈士让路”

  虽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赣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梁卫依旧有种军人的英气,衬衣整齐地扎在皮带里,裤脚平整熨贴,笑容谦和、握手有力——这是一个实干者的标配。他出生在革命老区赣县,从小听先辈们在战争年代的英勇故事长大;从作战部队到省军区系统,他是一位有着30年军龄的老兵;2003年转业后,他投入到双拥优抚工作中,赣州18个县、230多个乡镇、960多个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赣州是全国有名的烈士大市,有名有姓的烈士10.8万余名,分别占全国、全省的7.5%和43.8%。通过调查摸底,他们发现,赣州的零葬烈士墓有5.3万多座,但时值战争年代只能就地掩埋,加之年久失修,很多地处偏僻山野的烈士墓已经风化了。“他们为国捐躯,怎么能连一个墓都没有。再不抢救保护,这块资源就流失了。”一旦下了决心,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如何给烈士们重建一个家?”梁卫一直在为此奔走。

  2011年,时机来了,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工作的通知》。梁卫协调市政府出台了《赣州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实施方案》等6个配套文件,召开现场推进会抢抓工期。2014年10月全市如期完成了5.3万余座零散烈士墓和31处烈士纪念设施的抢救保护工作。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宁都是烈士大县,有6000多座散葬烈士墓,梁卫建议把墓集中起来,与烈士纪念馆融为一体,但这个方案与县里规划的一条道路冲突了。梁卫给县委书记打电话:“经济发展有时候要付成本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应该是我们给烈士让路,不能烈士给我们让路。”县委书记听了非常认同。修路的计划搁置了,21户村民可不乐意了,不但临街店铺无法开了,还要与坟墓为邻。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开始给他们做工作,“这些烈士是为了后代过上更好的日子而牺牲的,他们在这里也会为你们祝福的。”

  8月的赣州,暑热中已有一丝阴凉,车行山间,兜兜转转之后豁然开朗,绿茵茵的山下,近万名英灵安睡于此,黑色大理石上刻着他们金黄色的名字,旁边依傍着一株新植的小树。2009年12月开始的兴国县烈士陵园改扩建工程已经完成,灵魂漂泊在外80年的烈士们终于在这里重聚了,正如他们曾在一起战斗、一起憧憬未来。

  如何才能告慰烈士的英灵,让他们在世的亲属们生活得更好同样重要。赣州市有退伍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简称“两红”)遗孀2000余人,她们可以享受每月980元的生活补助。兴国县长迳村的杨玉珍老人已经95岁了,她的丈夫钟毓1933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解放战争,官至旅长,新中国成立后回乡种田行医。丈夫去世后,她一人拉扯四个子女。他的儿子钟全明告诉记者:“早年间每月只有五六元补助,现在的补助每季度发一次,直接打到银行卡里。”2011年“八一”前夕,梁卫看到农村年老体弱的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时,抓住国家层面调研赣南苏区振兴时机,推动将“年满60周岁的烈士子女纳入抚恤补助范围”写进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也是在2011年,梁卫调研时发现,“两红”人员及遗孀在生活上有国家的政策保障,看病有双重补助报销制度,报销比例可以达到90%,但“住房难”依然存在。“当时我们摸底是4600多人,住房困难的老百姓补助2万元,但他们是为保家卫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应该厚爱一分,所以建房补助提高到4万元。”

  “现在,赣州有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对象8.1万人、光荣院76所、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52个,连续3次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说起赣州优抚工作,梁卫对于数据、细节记忆特别清楚,因为这都是他一步一步用脚走出来的。对于一个民政人而言,路永远在脚下。

  为老区发展植入新的观念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80号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抬头就能看到厅堂的梁架结构,保留了传统的“彻上明造”风格;窗牖的镶嵌彩色玻璃,荷叶边盖的吊灯,则是西方风味。1935年1月15日-17日,红军在这儿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如今,这里游人如织,是红色旅游胜地。

  遵义会议后,从1月29日在习水县土城镇一渡赤水到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队数十万重兵之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从被动走向主动。1960年,二战名将蒙哥马利到访中国,见到毛泽东时,盛赞他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习水县位于黔北川南边陲、赤水河畔,是四渡赤水主战场,其中第一、二、四渡都在这里,红军转战习水62天,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的县。遥想当年,红军战士在雾霭中冒着炮火冲锋、渡河,匆匆穿街越巷……如今,赤水河奔流湍急,森林的深绿呼应着峡谷的丹霞色,石板铺就的土城镇老街上,客栈、茶馆与船帮、盐帮交错而生,四渡赤水纪念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青杠坡战斗英雄陵园记录着红军的足迹。如今的习水既有优美的景色,又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

  依托红色文化,习水县将深山江畔的小村庄改造成旅游地。2012年前的水狮坝村还是落后的村子,环境脏乱,基层组织涣散,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元。2011年,得知华润集团慈善基金会计划援建长征路上的贫困村,习水县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因为水狮坝是青杠坡战斗遗址,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也是四渡赤水的发端之役。

  从2012年12月奠基、2013年6月动工,到2015年6月建成,华润集团捐资约9000万元,地方政府配套约7100万元,群众筹集1200万元,水狮坝蜕变成一个现代新型农村社区,并改名为遵义华润希望小镇。小镇的改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硬件的改造,房屋、道路,新建幼儿园、老年公寓、社区卫生室、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其次是对于乡村治理架构进行改造,原来的村民委员会改成社区,实现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社区总支书记罗燚告诉记者:“社区一共有5名工作人员,除了我是派下来的,其他人都是村民选的。社区336户1510人分属平坝、新辉、天井头和黄金湾4个村民组,每个村民组推选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为组长。4名工作人员分别负责一个村民组的日常工作,养老、医保、计生、民政等等,并与组长对接。”第三产业的植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红色文化和绿色观光旅游,建起了乡村旅馆、太极八卦花海、婚纱摄影基地、黄金湾蔬菜基地的有机农产品进入华润超市,2015年人均年收入达到12300元。

  而在习水县副县长冷预春看来,华润的援建更为当地植入了新的观念,“通过项目的实施让我们干部群众感觉到制度的好处,进而改变他的观念。一是公开透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二是自我约束;三是扶危济困,关爱留守儿童、关怀空巢老人等等。”新观念的植入是一个在矛盾冲突中不断磨合、自省的过程。

  援建项目启动后,习水县成立了建设项目部,与华润小镇建设管委会共同工作,但两者的行事风格迥然不同。房屋改造时,华润对于材料、工艺有严格的标准,造价超出了村民的预期,这意味着村民要多出一些钱;但村民觉得,标准可以降低一点。第一年,双方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负责人之间只能不断沟通。渐渐地,民主监督、村规民约、制度化这些观念被广大村民、干部接受了,“四议两公开”、“四事”基层工作法也推行开了。而年轻人也在援建的过程中成长了,“80后”袁华本来是一名民政干部,2014年到水狮坝担任“第一书记”,现在已经成为土城镇副镇长。

  也正是因为这样,冷预春觉得,华润小镇的发展经验不太可能被广泛复制,“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没有变成老百姓、干部的自觉行动,也没有生命力。”但这也让他更坚定了一点:以项目带动地方的改变。“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必须要有具体事情让他参与进来,才能最终转变为内生的动力。”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爷爷的故事”

  21岁的张福州是厦门大学一名学生,新学期伊始,他正忙着实习的事。因为专业是广播电视,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如果不是因为2010年进入赣州中学“红色班”,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2010年3月,梁卫在走访了解到,一些红军烈士和英模的后代虽然品学兼优,但由于处在边远乡镇,家庭状况差,上学很困难。他想:“我们能不能在中心城区为这些孩子们创办一个红色班”,经过调查摸底人数基本确定,“大概150人左右,有三个班。”

  回去以后,梁卫和赣州民政局长李桂生一起找到了时任教育局长刘卫东、时任副市长潘昌坤。第二天,市里专门开了会,还将此纳入全市民生工程100件实事之一来落实。

  2010年9月开学时,瑞金老红军的后代林建华、兴国长征老干部的后代李世洋等135个“红小鬼”成了赣州中学“红色班”的第一批学生,不但书本费、学费、住宿费等全免,而且每年还有一万元的生活补助。

  张福州也是“红色班”的首批学生,他的爷爷张全秋是一名老红军,父亲在供电局上班。中学时,他家遭遇变故,虽然中考考了682分,但因交不起学费,差一点放弃了学业。进入“红色班”后,他激动地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表达心情,“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和美好的未来!”

  5年多来,赣州累计投入400余万元,1500余名革命后代享受到了免费的优质教育。作为江西省首个为革命后代获得优质教育而开设的班级,“红色班”开风气之先,兴国、瑞金、于都、赣县等纷纷效仿。

  “‘红色班’给你带来什么?”张福州这样回答记者:“一方面,生活补助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变化,作为红军的后代我很自豪,我开始去主动了解有关爷爷的事,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张福州的这番话让人想起了在钟发镇的儿子钟祥林,年近古稀的他,虔诚地抱着“全国农村能源建设先进个人”奖牌,有些腼腆地低声告诉记者:因为父亲的感召,他在50多岁时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了两年。

  80年前的长征,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含义。对亲历者钟发镇、王道金而言,那是他们的青春与热血;对年近古稀的钟祥林而言,那是他贡献社会的动力;对“90后”张福州而言,那是他想要去探寻的家族史。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战,为社会的良善、和谐而战,为自己的梦想、目标而战,在他们不同主题的长征故事里,有一种精神却是相通的:为理想和信念去努力奋斗,遇到困难不低头,这也将鼓励我们不忘初心,勇敢乐观一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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