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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拥】不朽的长征精神世代传唱
——民政部“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活动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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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维勤

  8月26日早上,天上铅灰的乌云越聚越浓,天色也越来越暗,尽管气象预报今天有大到暴雨,但民政部“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队还是按时出发了。

  雷声伴着狂风隆隆滚过天际,闪电如利剑一次又一次刺穿黑暗,半个小时后,大雨便铺天盖地倾泻下来。

  车在青杠坡烈士陵园的大门口停下,贵州习水县的同志为每人准备了一把伞,大家拾级而上来到烈士碑前,人们自觉的把伞移开,献花篮,整理缎带,三鞠躬……一切都是在大雨滂沱中进行,人们的衣服湿透了……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这是“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活动在贵州的一个场景。尽管从8月21日至27日, 7天的走访中几乎天天不是汗水就是雨水,身上的衣服整天都是湿漉漉的,然而,这趟“长征路”令每个人兴奋:拜访百岁老红军,探望渡江船工的后人,拜谒烈士陵园,发现支持红军的“袍哥”,观看市民组成的红军乐团演唱整场的长征组歌……这一切令每个参加这个活动的中央媒体记者终生难忘。

  来到江西和贵州的每一处红军遗迹,无论是面对滚滚流淌的于都河,还是仰望遵义红楼,历史的场景总是扑面而来。仿佛能听见红军将士们由远而近的铿锵脚步……

  82年前的那个秋天,当八万六千多名红军在夜色迷蒙中渡过于都河分批撤离江西瑞金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渡过眼前这条河,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更难想象这一路,将要面对那么多艰难险阻、那么多生离死别!

  但正是这次远征,却使这支队伍赢得了整个中国——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六千余人,仅在十三年后,已成“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势。弹指间,4万万人所生活的国家,已是红色山河。

  为了纪念这次远征,为了让后来者永远铭记这一创举,为了让千秋万代不忘为此牺牲的先烈,感悟长征中的军民关系,了解新中国的民政人为“长征英烈”做了些什么,成为这次活动的一个主题。

  ★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先烈……

  77年的守墓人和百姓捐款修建的外乡人陵园

  在江西瑞金泽覃乡泽覃村有一座群众捐款修建起来的烈士陵园——毛泽覃烈士陵园。据说倡议为这位牺牲在这里的外乡人建一处陵园的人,是为他守墓77年的一位老红军女战士。

  这次民政部“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团来到瑞金,记者没能见到她,因为她3年前去世了,享年102岁。

  她叫张桂清,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岁那年,她当了红军。跟随原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过游击,还当过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主席项英的机要员兼保姆,并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拜为姊妹;1934后红军长征后,贺怡和陈毅转移到粤赣边区坚持游击斗争。临别时,贺怡托附张桂清:妹子,泽覃要去你老家处打游击,我们这一别也不知何时再见,姐托你件事,你回老家后,毕竟人地两熟,替我为泽覃多长个心眼,我把泽覃交给你了。张桂清欣然应诺,谁曾想这一声应诺却成了张桂清一生的坚守。

  1935年4月期间,毛泽覃带领红军战士转碾闽赣山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4月26日被国民党匪军包围在红抺山区黄狗窝,在激烈的战斗中,毛泽覃烈士英勇牺牲。白匪把烈士的遗体用竹框抬至黄先口白屋子,用枪押着几个妇女和老人指认死者是谁,如果不认出来,便要将全村的人杀光。

  张桂清也在被押来的群众中,还没接近遗体,从躯体看上去,这是她熟悉的身影,但她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死者脸上全是泥垢和树屑,白匪要群众打来一盆水把死者的脸洗干净,方便指认,张桂清主动要求去打水清洗死者的脸,当她在死者的身边蹲下那的一刻,她便认出了这是毛泽覃,她的心如同被雷击中了……

  她忍着巨大的悲痛,为毛泽覃清晰了面容,她想到,人既然死了,不能复生,看着敌人刺刀下的老人妇女,张桂清默默地点了点头……

  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将烈士的头割下来送至县城示众,无头尸身抛弃于张屋坪的茅草丛中。当晚,张桂清和当地几个地下党员,把毛泽覃的躯体偷偷埋在了张屋坪的一座前有溪流的小山坡上。

  因为当时残酷的环境,虽有几个人知道毛泽覃死在这里,葬在此处,但人们守口如瓶。后来张桂清听说毛泽覃受到了党内批评,且党内斗争也很复杂,张桂清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每年清明节,张桂清都会来到毛泽覃烈士安葬的小土堆上,或是默默垂泪,或是喃喃自语,或是拔草培土。

  后来便带子女来。有时,子女好奇的问,这里埋葬的是哪位祖先,张桂清则悠悠地说,这先祖不仅是我家的,也是全村人的,往大处和远处说,我们全村人都得过他的福。

  孩子们听不懂母亲的话,但他们都像母亲一样,在坟前虔诚的叩拜、燃香。

  在毛泽覃烈士牺牲后的77年间,张桂清五次易嫁,其中四个丈夫是革命烈士或红军战士,她的足迹未曾离开毛泽覃烈士墓地方圆5华里的地方。直到1967年,当时的洪林村人才知道毛泽覃殉难和埋葬的地方。

  为了永远纪念毛泽覃烈士,1969年1月,经上级批准,瑞金安治乡更名为泽覃乡,红林村更名为泽潭村。

  2008年张桂清和当地的老党员、老干部,烈士亲属共同成立了毛泽覃烈士陵园(民间)修缮筹备小组,重修了毛泽覃烈士陵墓、纪念亭。村民们自己募捐、筹款近百万先干了起来。半年后,一个隆重的“毛泽覃烈士陵园”竣工仪式在泽覃村举行。

  毛泽覃烈士陵墓、纪念亭修建后,毛泽覃的孤女年逾80的毛雪英,每逢清明都带着儿孙们来祭奠。毛泽覃烈士的亲属李敏、谭晓虹、毛远新等及各级领导和乡亲曾多次前往祭奠烈士。

  2009年电视剧“红色摇篮”剧组前来瑞金拍摄。一天,剧组人员前往毛泽覃陵园祭奠,他们一行在张桂清门前下车,正好张桂清在门前闲坐,当她抬头看到刚下车的扮演贺怡的女演员时,原本有些老年痴呆状、走路都要人扶的张桂清看突然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拉着女演员的手说:“贺怡,你来了,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呀,我都老了,他们都说你死了,这么多年了,我想你想得好苦呀,毛首长死了,你也不来一下……”这一场景让在场的人眼圈红了。

  2012年10月3日,毛泽东的女儿与其女儿女婿来到泽潭村,祭奠叔叔。事后,又专门去看望了张桂清。握着这位百岁老人的手,李敏哽咽地说:谢谢您,老人家,谢谢您为我叔叔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灵。

  2013年张桂清病逝,在她弥留之际,她依然嘱咐孩子们,每年清明都要去烧香烧纸给毛泽覃烈士。要同乡亲们一道看守好、保护好烈士陵墓。

  张桂清的故事,被江西省赣州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卜谷先生写成了专著——《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如今,人去屋空,仲夏,白色的毛茸茸的毛栗子花谢了,小小的果实爬满了树枝。这是一片名字叫泽覃的土地,这位名叫毛泽覃的外乡人,因曾经战斗、牺牲在这片土地上,被这里的人们永远留了下来……

  ★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

  赣州,陵园建设是政府的一件大事

  赣州市位处江西省南部,俗称赣南。辖2区1市15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主战场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阵地,赣州市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万余名,分别占全国烈士总数的7.5%和江西省的43.8%。或许是这样一个原因, 赣州市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达53730座, 9个县(市)集中迁葬的烈士墓都超过了1000座以上。

  赣州90%以上的散葬烈士墓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战争时期条件的限制,散葬的烈士墓绝大多数为土坟,经过70多年的风雨侵蚀,已破损非常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虽然多次组织对烈士墓修缮,但因当时的历史和条件限制,大多数散葬烈士分布在偏远山区,年久失修、荒芜倒塌、无人管理。

  2011年全国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试点启动以来,赣州市政府牵头,民政、财政、国土等部门组成“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形成 “党政主管、民政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坚持规划先行,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与城市总体规划、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规划和优化生态人文环境等四个方面有机结合,使新建或维修后的零散烈士集中迁葬点集瞻仰、教育、旅游、文化、园林功能于一体。针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数量多、任务重、标准高等实际,在全省率先出台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程考评验收标准》,实施“五个统一”:即统一建墓材料、统一墓体尺寸、统一篆刻碑文、统一祭扫道路、统一景观绿化。为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工作,将烈士纪念设施建设作为党政领导“一把手工程”,列入年度重点项目和民生重点工程调度计划,纳入双拥创建“一票否决”范围,对履职不到位、延误工期或造成不良后果的,严肃处理,追究相应责任。

  各县(市、区)结合实际情况,采取1+7等模式(指建设1个县级集中安葬点和7个乡镇级集中安葬点,采取集中保护),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政府采购、统一预拨资金,既加快了进度,又确保了标准。

  瑞金市将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工作纳入全市5A级红色旅游景点重点项目,当地财政列支1200多万元作为配套经费,用于烈士陵园项目建设。在项目建设中,他们以历史事件为背景设立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等时期具有历史性纪念意义的七个雕塑,雕塑中镌刻着历史时期牺牲的烈士姓名,雕塑下面安葬历史时期牺牲的烈士遗骸。形成英灵汇聚的“革命殿堂”,永继着革命烈士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的钢强守卫和浴血坚持。

  赣州市为加强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管理保护,出台了《赣州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统一纳入县人民政府管理保护级别,由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管理保护工作。同时,建立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经费自然增长机制,保证各类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切实做到管理有机构、工作有人员,维修有经费。

  截至2014年,赣州市5.3万座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抢救保护工作,顺利通过了省考评验收。得到民政部优抚安置局领导的高度肯定。

  如今,赣州市每年的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都有百万群众参加祭奠革命先烈活动,健在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老党员和烈士后人都会来到烈士陵园,为青少年讲述烈士生平和英雄事迹;孩子们在入队、入团、入党等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机,都会来到烈士纪念设施地、举行集体宣誓仪式、新改扩建的烈士纪念设施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发挥了巨大作用。

  ★勿忘珍贵历史,才有发展和未来

  兴国县,举村搬迁为陵园扩建让出135亩地

  兴国是著名的苏区模范县,全县23万人口中,参军参战达9.3万人,占青壮年的80%,为国捐躯的烈士有5万多名,其中姓名可考的烈士就达23179名,牺牲在长征途中的烈士12038人,烈士之多居全国各县之首,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全省烈士的十分之一。

  兴国烈士陵园始建于1950年,1977年迁建腊石寨。这里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和第五次反围剿掩护红军主力撤退的战斗原址。2009年12月,为了实施了烈士陵园改扩建工程。所在的腊石寨村要腾出135亩地,有16户人家要迁走,听到这个方案,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没有一个讲条件的,他们在2个月的时间举家迁走。如今,兴国烈士陵园占地226亩,背靠腊石寨主峰。9850座烈士墓碑,按26个乡镇区划分为若干片区,依山而建肃穆静卧。青山下墓群中,一个328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人的大型祭奠广场 成为全县开展安国主义教育的广场,广场正前方特置的圣火台,燃烧着红红的火焰……

  ★记录红军足迹,让四度赤水经典留存

  习水县,36年打造红军经典战场纪念地

  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东北5公里左右的青杠坡村,有一座烈士陵园。一块高达19.35米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坐落在青杠坡的制高点——银盘顶上。据说,19.35米是为了让人们记住1935年红军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进行的青杠坡战役,该碑用花岗岩包面制作,正面竖写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题写鎏金字“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

  记者走过长长的石阶,来到石栏围护的纪念碑下,目光掠过青杠坡,仿佛置身70多年前那场战斗中……

  青杠坡是大娄山的支脉,山势陡峭,是土城通往习水县的交通要道,过去是川黔步行大道。由于地形如同一个平放的葫芦,这里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青杠坡战斗拉开了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是红军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经典战例之一,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继湘江战役后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原定执行《渡江作战计划》,经习水从泸州至宜宾一线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24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中央纵队和三、五军团陆续抵达土城后。川军刘湘一面调重兵封锁长江,一面派八个旅分进合击。红一军团的一、二师分别在黄陂洞、复兴场受阻;红九军团在赤水箭滩受阻;红军从赤水入川的大门被川军封堵。同时川军模范师部郭勋祺等部尾追至青杠坡。此时红军前有阻敌,后有追兵。1月28日晨,红军在青杠坡与川军展开激战,毛泽东等到青杠坡附近的大埂上指挥。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共和国的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七大元帅(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及数百名将军参加作战。由于情报判断敌认兵力为两个旅四个团,但川军参战部队实为8个多团,且还有增援部队赶到。战斗非常惨烈,我军部分阵地被突破。危急关头,朱德、刘伯承亲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周恩来命令干部团发起冲锋,夺回部分阵地,同时电令红二师从元厚跑步回援。经过反复争夺,红军占领了主阵地营棚顶,但未能达到歼灭追敌的目的。红军伤亡了3000多人。毛泽东等当机立断,给予川军重大杀伤,指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改变行军路线,西渡赤水河。以灵活机动的运动逐步摆脱了敌人,迈出了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一步,青杠坡战斗为红军一渡赤水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为了保护青杠坡战斗遗址,习水县人民政府,于1980年在青杠坡战斗的主阵地官坟嘴兴建红军烈士纪念碑,建设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2000年重建了纪念碑,并完成了台阶、护栏等附属设施。2002年8月,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青杠坡战斗中负伤并在战地医院永安寺疗过伤的张震上将题写了“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碑名。2006年习水县人民政府又投资800多万元对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纪念碑、道路、停车场进行了修缮,修建了进入陵园的大型浮雕。2013年至今先后新建了红军缅怀广场、文化碑廊、红军烈士墓、《铁血忠魂》主题雕塑、厕所、步道、提水站以及景观绿化等。与此同时,从2000年开始先后修建了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老馆和新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青杠坡红军战地医院陈列馆(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陈列馆)等建筑。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馆群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据不完全统计总投资已超过3亿元。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已成为“国防大学教育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精品景点,成为川、黔、渝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区,年接待游客逾百万人次,2011年列入贵州省省级红军烈士陵园和革命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14年经遵义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正科级的“习水县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管理所(四渡赤水纪念馆)”,负责青杠坡战斗遗址的管理保护工作。

  听习水民政局的同志介绍,青杠坡因满山长着青杠树而得名。至于这周围的山、石和土,都是红色,用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话说,“那是用红军兄弟的鲜血染成的。”

  ★慰藉先烈,激励后人

  为了永世感恩红军,这里的红军后代享有“特殊优待”

  在赣州市章贡区赣康路20号的赣州中学里,有三个“红色班”颇受青睐。来这里上学的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来自赣州边远的大山里,家庭贫困使得他们面临辍学的困境。从2010开始,他们被政府保送到这里,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最优秀的老师为他们上课,政府为他们提供从初中到高三毕业的所有学习生活费用,这样的特殊优待,在全国罕见。

  事情还要从赣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梁卫的工作作风说起。

  赣州市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有8.3万余人,占全省的1/3。梁卫每年走访慰问都是选择对象多、位置偏、困难大的县、乡、村走访。2010年梁卫又一次在赣州所辖县的边远山区开展优抚工作调研,在瑞金市瑞林镇卧龙村他遇到了一个红军烈士的后代。这个孩子叫林建华在乡里的小学、初中都表现优秀,却因为家庭贫困,无经济能力到中心城区读好一点的高中。继续深入调查,梁卫发现像这种情况的烈士后代还有许多。能不能选择一所比较好的中学,把烈士后代送到那里去读书,这也是我们给烈士的一个交代。于是,梁卫把自己的想法向局长李贵胜汇报,很快他们达成共识——在赣州市城区教育资源最好的中学,为红军后代创办一个“红色班”。随后,民政局与教育部门沟通,取得教育部门全力支持,分管教育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听了汇报后,也觉得这是个好事,第二天就开了相关部门会议,确定来做这个事情,并将其纳入赣州创办第二届双拥模范城的实事之中。

  全市各区县的民政部门通过调查摸底,品学兼优的红军后代的孩子,大概有150多人。大大超出了原来一个班的设想。带着这个数字,和教育部门再次沟通,承办这件事情的赣州中学二话没说,全盘接收。

  2010年7月,一个为革命先烈遗属、战斗英雄后人、老红军干部亲属开设的班级——红色班,在赣州中学正式开班。来自红色故都瑞金老红军的后代林建华、将军县兴国长征老干部的后代李世洋等135个“红后代”,成为赣州中学“红色班”的首批学生。

  赣州中学是赣州城区教育资源最优越、办学条件最好的公办完全中学,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为了安排这些红军烈士后代在这里读书生活(全部寄宿制) 学校腾出了最好的宿舍,普通学生是6人一个宿舍,而给红军后代的安排的宿舍是4人间。

  在师资力量上,红一班老师丘欣成,曾经两次获得江西省青年教师物理优质课竞赛一等奖;红二班班主任明邦志,曾经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班主任”,也是物理学科的金牌教练,曾辅导学生获得全国物理竞赛江西赛区一等奖。为改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市委市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学校先后修缮历史教室、地理教室,引入国内领先的“电子白板”设备。学校还定期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让“红娃娃”们担任解说员、引导员,与国外友人互动交流。

  赣州中学“红色班”的设立,成为了江西省首个专门为革命后代开设的班级,开辟了向革命后代奉献优质教育资源之先河,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反响。2011年,赣州市委、市政府将“红色班”列为民生工程100件实事之一,广筹社会资金改善教育环境,同时为每个学生在校三年补助一万元学习经费,免去所有书本费、学费和住宿费。5年多来,市委市政府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全市先后有1500余名革命后代享受到了这种免费的优质教育。

  面对赣州的“特殊优待”,记者向梁卫提问:这样的大手笔为何能在不富裕的赣州落地?梁卫的回答让人感慨:我们这里厚重的革命历史孕育着优良的红军文化。在赣州,素来流传着红军时代母送子、妻送郎、父子争相上战场等感人故事,这些红色记忆在一代代赣州人心中不断流淌,拥军优属成为了一种政治、一种光荣、一种党和政府的责任担当……

  几年来,“红色班”成绩喜人、硕果累累,谭任璇同学代表江西省参加“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小小百家讲坛”全国电视演讲比赛,荣获全国银奖;郭雨鑫同学在第3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喜获金牌;曾友劭、华舒媛同学组成的代表队参加高中组机器人足球赛,获第十五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银牌……

  ★ 军队和老百姓,永远是一家人

  长征遗迹见证红军时期的军民团结

  “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团一行驱车来到于都河边。红军长征的8个渡口还在,82年前渡江时搭建的浮桥早已不见踪影。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中,我们看到了当年搭桥时用过的门板。

  门板无声,岁月有痕。每块门板的背后应该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1933年9月,国民党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在战斗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全线出击,使中央红军陷入被动局面。

  到了1934年4月至5月,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及福建建宁等先后失守,这意味着中央根据地的南北门户大开。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目的的战略转移,最终将突围转移地点选在了于都。

  为什么会选择于都作为长征的出发地?于都博物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说,那是因为于都的地理位置适合红军主力部队集结出发。

  当时,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地方集结;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南线,红军与粤军陈济棠有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协议,红军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

  于都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

  更重要的是,于都还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大后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从政治条件看,于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革命不怕牺牲。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粮食相对充足,同时人口众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以足够的补充。

  从1928年开始到长征前,于都先后有68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当时于都县的人口才30多万。这意味着,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参加红军了。

  30万人共守一个秘密,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各部相继集结于都地区。10月17日至20日,红军各部8.6万人从东门、西门、南门、山峰坝、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八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中央苏区南北门户失守、敌人又布下重重包围圈的局面之下,红军主力突然夜渡于都河,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让敌人措手不及,也为长征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第一步。红军为什么能顺利夜渡于都河而不被敌人察觉?

  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10月16日,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份渡河计划表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在渡河之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计划,军委第一纵队于10月15日派侦察兵侦查水位、流速,以确定徒步跋涉或是架桥的可能。为了万无一失,选定了渡河的位置后,侦察兵要每两个小时将水位变化用电话报告给军委指挥部。

  显然,红军的渡河行动,是有计划、有章法的。由于当时敌人步步紧逼,红军主动撤出中央苏区,为了不使敌人发觉,红军在保密工作上也做了大量的准备。比如封锁于都河两岸的消息和交通,隐蔽渡河器材和船只等等。

  红军渡河的时间,是从黄昏的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如果超过时间,部队就要停止活动,隐蔽在渡河沿岸的山地或树林中。架桥的时间,也是在黄昏开始,只有遇到下雨,工兵架桥才可改在白天架设,但是部队渡河仍要等到黄昏以后。到了拂晓时分,红军大部队停止活动,工兵还要将浮桥拆除,消除渡河的行迹以及沙滩足迹。拆桥的时间同样非常短促,只有一个半小时,到了早上6点半,于都河上的一切又恢复原状。

  17日至21日拂晓,抵达于都的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中央红军将士,从8个渡口分别渡河。

  21日至22日晨,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全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苏区继续西进。

  82年过去了,于都河水依然奔流不息。河边的于都县城,仍然随处可见长征的印迹。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道、长征源小学,甚至连网吧都取名长征。于都人也爱跳广场舞,只不过伴舞的音乐不是小苹果,而是红色歌曲。

  长征已经融入这个城市的血液里。

  李明荣:我父亲连夜摆渡送红军过河完成“长征第一渡”。8月24日上午,74岁的退休医生李明荣,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接受了民政部“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团记者的采访,他回忆起当年,自己的父亲与父亲的父兄们是怎样连续几个晚上连夜摆渡,将8万多红军安全送过河。

   李明荣回忆:1934年10月16日,正在于都河的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的李声仁(李明荣的父亲)几人被红军招呼到岸边,红军对他们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听说红军要渡过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二话没说,当即答应下来。

  下午5时,李声仁和父兄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的北岸(也就是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过河的8个渡口之一,位于于都县罗坳镇的石尾渡口)。下午6时左右,红军官兵分批依次登上了渔船。当时的于都河有600余米宽,且河水湍急,波涛汹涌,最深处有20多米,晚上又是漆黑一片,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当他们把这支红军队伍全部安全送过河时,已是凌晨4时了。

  在第3天晚上7点,李声仁和父兄等人又开始运送下一批渡江的红军,直到次日凌晨5点才结束。

  红军渡河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于都,开始疯狂搜捕李声仁等送红军过河的船工。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只好远走他乡,常年隐姓埋名,漂泊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赣江十八滩一带。

  现在陈列在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的渔船和竹篙,就是当年于都船工李声仁摆渡红军时使用的。而李声仁因为这段经历,解放后也被民政部门列为优抚对象,享受医疗减免等待遇。虽然李声仁已经去世多年,李明荣还好好地保存着于都县民政局给父亲制作的“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优待证”。

  为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百姓把家中能用的材料都贡献了出来。有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把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好!”

  在今天的于都,当地人总爱用“长征源”来指代自己的家乡。这三个字,浓缩了一种历史自豪感。

  ★世世代代把红军的精神传下去

  最后一位“袍哥”,要当长征故事的终生讲述人

  在贵州习水县土城镇的老街上,住着93岁的“袍哥”罗明先,讲起红军的故事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异常兴奋:

  “当年红军进驻土城时我才十二岁,是‘袍哥会’的“幺弟”。由于民团大肆污蔑红军,是烧杀抢掠杀人不眨眼的“红毛子”“共产共妻”……大多数的老百姓一听说红军来了,便纷纷躲进了山里。我受“袍哥老大”的安排,留下来打探真相。

  “记得1935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打开家门时,发现屋檐下躺着几位红军战士。见天冷潮湿,父亲请他们到屋里坐坐,这些红军婉言谢绝了:‘我们有纪律,不能进老百姓的家’。”

  这是罗明先第一次见到红军,一个个都是憨厚的庄稼汉,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之后罗明先主动给他们端来了热水喝,看着这个小弟弟,红军战士喝下了热水。

  之后的另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红军的态度。

  青杠坡战斗前,土城的恶霸乡长为了强娶船帮老大的女儿,派他的侄儿民团团总,将船帮的二三十名妇女捆绑到山上一岩洞内,给船帮老大及其家人施压……后来,船帮老大的女儿被红军在青杠坡战斗中冲散川军前沿指挥所的那支突击队救下了。随即,红军突击队又在几位船帮人员的带领下,救回了被捆绑在山上岩洞内的船帮妇女。船帮两千多人知悉此事后非常感激。

  于是,罗明先向他的“袍哥老大”回话,“袍哥老大”即安排他敲响大锣,走街窜巷,叫躲在外边的人回来。

  贵州缺盐,土城是川盐入黔的水码头,而当地老百姓却是“天天背盐巴,餐餐菜汤淡;擦盐在身上,洗淀用于餐”。红军见此情景,即打开盐仓,将盐分发给老百姓。方园数十里的老百姓听说红军在土城开仓发盐,都纷纷前往领取,对红军无不心怀感恩,才知道红军并不是像“白军”宣传的那样,而是他们盼望以久有大爱大善可依靠的人。红军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真挚的感情。由于前来领盐的人排成长长的队伍,一些老弱的百姓挤不进队里,红军见状即亲自把盐送到他们手中,众多老百姓感激涕零。

  青杠坡战斗后,追剿红军的敌人更是穷追不舍,四面围追堵截,红军重伤员需要有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疗伤。由于红军的真言实行得到了老百姓们的真心拥戴,老百姓们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特别是通常情况下不让外人进入自己领地的苗族同胞,也主动将护送伤员转移的红军队伍接到自家寨子里。但护送的红军和伤员们,为避免给苗族同胞带来麻烦,毅然转移到了苗寨后面的大森林里。苗族同胞们为让红军伤员早日好起来,节衣缩食给红军伤员送去玉米、南瓜等充饥食物和医治伤病的自制草药。红军离开时,一些苗族同胞还主动给红军当向导。

  红军搭建浮桥,需要征集船只、门板等物资,他们从不强购强买,都是先征得老百姓的同意后才购买。一些老百姓不收钱,一些老百姓没在家,红军就按时值物价把钱放在他的家门口才离开。红军很守纪律、很讲规矩,从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船帮的人更是以感恩的心情帮助红军搭建浮桥:为了防避敌机轰炸,船帮的水手白天将船沉降到水底,夜晚再将船浮上来。当时土城渡口的水面有200余米宽、10余米深……众多的老百姓自发帮助红军扛运门板,拿出家中的“巴巴灯”帮助红军照明连夜架设浮桥。

  为了帮助习水境内伤愈的红军跟上大部队,土城船帮冒着“通共”的危险,将二三十名红军扮成船员、纤夫,混在船队中,机智地应对黔军、川军巡河队伍的盘查,安全将其送过赤水河。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受命担任阻击尾追之敌任务时,船帮又组织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用点燃桐油燃烧自身船只的办法冲向敌人船队。

  有记者问罗明先,红军渡江后,借的门板又是怎么还给老百姓呢?

  罗明先听后,粲然一笑:红军兄弟十分聪明,各种能人都有,渡赤水河需要租用门板和船,先是把钱付好:一个银毫子租一张门板,一个银元租五张门板。红军在每张门板后都写下门主的姓名,渡过河后就将河对岸拴在桩子上的绳子砍断,船和船上的门板就漂了回来了,大家就去按标记的名字取回自家的门板和船。

  罗明先有一肚子的红军故事,为了告诉后人,他拒绝了儿女请他到大城市定居的要求,孤身一人住在老街。有人说他是赤水河畔最后一个“袍哥”,他却说他愿做赤水河畔终生讲述红军故事的最后一个老人。

  罗明先深情地对笔者说:红军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爱戴,最根本的因素是红军尊重人、善待人、无私无畏,一心一意为天下百姓谋福祉!我敬重这样的人。

  ★长征歌曲成为滋养人们的精神食粮

  四渡赤水纪念馆门前的布衣艺术团

  6月26日“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队记者一行刚刚走进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长征街上四渡赤水纪念馆,就被那一群老年人组成的中西乐器组合吸引住了,只见老人们手里有的是弹琵琶,有的拉二胡,吹笛子,还有的操着小提琴和大提琴投入的演奏着,特别是那个吹萨克斯的老人,银白的头发巍巍地颤抖着,陶醉极了。

  受这个乐队指挥的邀请,“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队全体成员站在大厅的中央,与老人们一起合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四渡赤水》,参观结束后,又观看了由这些老人伴奏的《长征组歌》。这是些什么样的老人,他们为何如此辛苦、如此投入?四渡赤水纪念馆李馆长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2007年7月这个馆建成开放,也吸引了一批热心红军文化传承的老年文艺爱好者。2010年习水县退休老人张正敏找到四渡赤水纪念馆的馆长,表达了几位老年乐器爱好者的心声:我们愿借纪念馆的平台,通过红歌传唱方式,把红军的精神传承下去,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纪念馆十分珍视这些老同志的热情,为他们提供了专门的活动场地,办公地点,很快,这支队伍便集合起来, 20名平均年龄60岁的习水县的“乐器大师”们,自带“行头”登台演出。

  为了满足来习水参观的各地来宾的要求,他们排练了100多首红歌,无论你来自全国的哪个省,只要是红歌,你开个头,乐队就能马上合上你的歌;他们排练了整场的《长征组歌》,把纪念馆里的讲解员,保洁、安保及管理人员组织起来,训练成合唱演员,为群众演出;为了宣传习水的红色文化,他们还创作了十几首歌曲,其中有的歌曲在全国获奖。

  艺术团成员中,有的住在习水县城,距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30里,每周演出( )场,一天的补助100元,除去往返的油钱(大部分同志开车)和过路费、饭费,所剩无几,但老同志们乐此不疲。

  周末、节假日是艺术团最忙的日子,他们从早上8点钟到场,晚上9点结束,一天要演十几场,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舍弃了天伦之乐,6年中,他们没有休息过一个双休日、节假日。队长张正敏,今年65岁,除了担任乐队的指挥外,还要担任统筹等工作,他家住习水县城,只要馆里有了临时的演出任务,一个电话打到他那里,一个小时后,他总是第一个到达。

  用这些老人的话说,红军来过我们土城,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足迹,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把它传承下去,和全国人民分享。

  ★红军的精神造福老区人民

  红色遗迹打造“中国红村”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夏末时节,“长征英烈纪念行”采访宣传队走进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鳞次栉比的木质房屋映入眼帘。红军村、红军街、红军广场、红军医院……到处都是与红军相关的地名标志,这里的人们依靠苟坝会议旧址的红色资源,改变乡村面貌,2015年被评为“中国红村”。

  2014年,遵义市播州区成立了苟坝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区,,提出了打造全国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长征文化体验区等,他们在苟坝遗址修复完善上下功夫。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续篇,是四渡赤水的关键点,是确立毛泽东革命生涯领导和指挥地位的历史起点。这次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新三入团(亦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由此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遵义会议的议题画上了圆满句号。

  苟坝会议会址是一座老式黔北农家四合院。会址旁有棵难得一见的参天古树。2013年,遵义县对会址进行修复。本着修旧如旧的精神,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进行维修,让其恢复“朴实、自然、典雅、厚重”的乡土风貌。

  为了传承红军长征文化,展示红色苟坝会议精神。2014年10月底,这里又建起了苟坝会议陈列馆,馆内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和雕塑、绘画、场景,以及声光影像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全面再现了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遵义苟坝的活动情况。陈列馆将分为上下两层,建筑面积3343平方米,总投资约5000万元。其中,马灯外型是陈列馆的标志性建筑。老一辈革命家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周恩来侄女周秉宜,朱德外孙刘敏参加了揭牌仪式。

  中国红村——花茂村距苟坝会议旧址仅2公里,这里原叫“荒茅田”,意思是贫困荒芜。近年来该村统筹推进精准扶贫,发展红色旅游产业,引导村民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农旅一体化。2014年10月以来,这里核心区接待游客13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69亿元。苟坝创新区用它的红色游、田园游、智慧游独特的内涵,走进中国遵义“最美乡村、最美田园”和“红色圣地、乡愁之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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